回望路遥（3）

2015年初《平凡的世界》再上银幕，把作家路遥拉回大众阅读的视野中。路遥的作品历经数十年依然能够感动中国人，但43岁英年早逝，他本人的人生和世界却始终呈现出“谜”的状态。我们尽力在解谜的路径中，理解路遥。

最后的世界

《平凡的世界》的传播路径彻底颠覆了文学作品发表、获奖、传播这个既定流程。

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长篇连播”节目编辑的叶永梅是关键人物。1987年春天，路遥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赴西德访问前夕，两人在北京的电车上偶遇。叶咏梅一下子认出路遥，并仓促间获得了他刚出版的《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当时第一部只印了3000册。“书里的一群普通人，把我带回到自己曾经插过两年队、当过六年兵，并深情眷恋着的黄土地。书中的一切对于我来说，熟悉、亲切，我仿佛就生活在孙少平、孙少安、田润叶等人当中，感受到他们的音容笑貌与喜怒哀乐。”叶永梅决定把路遥的新作录制成广播节目。路遥后来自述，说自己是一边听着节目播出，一边赶写第三部。“在那些无比艰难的日子里，每天欢欣的一瞬间就是在桌面那台破烂收音机上听半小时自己的作品。对我来说，等于每天为自己注射一支强心剂。每当我稍有委顿，或者简直无法忍受体力和精神折磨的时候，那台破收音机便严厉地提醒和警告我：千百万听众正在等待着你如何做下面的文章呢!”同时出版社开始不断加印，带动了纸质图书的销量。

1988年3月27日开始，130天的连续播放，《平凡的世界》直接受众达3亿之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因播放《平凡的世界》而收到的听众来信，也创了数量之最。广播是20世纪80年代的重要传媒，小说连播是中国民众文化消费的重要通道的情况下，《平凡的世界》的传播效应可想而知。开播前，叶咏梅专程赶到西安采访了路遥。路遥穿上一件新潮派的石磨水洗牛仔服，说请叶喝咖啡，最后还是在办公室喝了茶。“我从小就想，要在我40岁的时候一定要写出一部长篇，要写我的家乡。”路遥对叶咏梅说，自己正是因为喜欢笔下的人物，所以才去写的，“他们中间有我的影子，可以说像我又不像我，我是从他们中间走出来的。”

与此同时，路遥的肝病在写作时发作越来越重。他甚至明白“在死亡和完成这部作品之间选择了什么”。开播时第一部是成书，第二部是校样，第三部直接就是手稿。路遥在身体快要崩溃的情况下，于1988年5月25日咬牙最后完成，从榆林写到甘泉，“6年奔跑终于撞线”。他立刻抄近路过黄河前往北京送稿。“想到自己现在仍然能投入心爱的工作，并且已越来越接近最后的目标，眼里忍不住旋转起泪水。这是谁也不可能理解的幸福。回想起来，从一开始投入这部书到现在，基本是一往如故地保持着真诚而纯净的心灵，就像在初恋一样。尤其是经历身体危机后重新开始工作，根本不再考虑这部书将会给我带来什么，只是全心全意全力去完成它。完成！这就是一切。在很大的意义上，这已经不纯粹是在完成一部书，而是在完成自己的人生。”

路遥最早显现出肝部的病象，在海波记忆中是1986年。海波1985年搬到了西安，又和路遥成了邻居。在海波眼中，路遥年轻时最爱吃的就是回锅肉。“小时候整点钱，就在延川县国营食堂买一盘，就着‘两面馍’吃。”期待、贪婪、满足和痛快，是海波对路遥吃相的记忆。但海波爱人几次给路遥做陕北特色的揪面片，他一尝有猪油就不再下筷子，闻也不行。路遥非常在意自己的传染病，几乎所有与他打交道的人都被他警告过。两人一起去黄陵附近的餐厅吃饭，不断有人来打招呼，但路遥拒绝与别人并桌，自称吃清真，不愿意点任何荤菜，最后打发点馒头咸菜了事。有传言说路遥架子大，其实是由他这样不与人同桌吃饭的习惯生发出来的。实际上他的人缘好到什么程度？王安忆去陕北，全是由路遥的朋友们用小车一站送一站，接力赛似的。“他们说，我们不管你是谁，只知道是路遥的朋友，以后你们倘若写信来，只要写上路遥的朋友就行。他们中间大多是一些基层的干部，与文学无关，对于他们来说，全世界的作家只有一个，那就是路遥。”

《平凡的世界》创作将告尾声时，路遥写道：“心脏在骤烈搏动，有一种随时昏晕过去的感觉。圆珠笔捏在手中像一根铁棍一般沉重，而身体却像要飘浮起来……过分的激动终于使写字的右手整个痉挛了，五个手指头像鸡爪子一样张开而握不拢。笔掉在了稿纸上……我把暖水瓶的水倒进脸盆，随即从床上拉了两条枕巾放进去，然后用‘鸡爪子’手抓住热毛巾在烫水里整整泡了一刻钟，这该死的手才渐渐恢复了常态。立刻抓住笔。飞快地往下写。在接近通常吃晚饭的那个时分，终于为全书画上了最后一个句号。”

1988年底路遥得了陕西省劳模称号，《平凡的世界》不仅三部都出版了，还改编成了电视剧。1991年3月，路遥获得第三届茅盾文学奖。“我把他们都踩在脚下了！”是路遥亲口向贾平凹吐露的真实想法。在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中，路遥写道：“文学圈子向来不是个好去处。……你没成就没本事，别人瞧不起；你有能力有成绩，有人又瞧着你不顺眼。你懒惰，别人鄙视；你勤奋，又遭非议；走路快，说你趾高气扬；走路慢，说你老气横秋。这里出作家，也出政客和二流子。在这样一种机关……最不忙的就是文人先生，可以一杯清茶从早喝到晚。……这些地方虽然听不见枪炮之声，且有许多‘看不见的战线’。”1992年元月，中国作协陕西分会面临换届。远村在《路遥二三事》中写道：“路遥曾说，每个人都无法回避政治，但政治又不是我们生活的全部，文学与政治从来未分过家。他病情十分严重，几乎看不清东西，还坚持看报、看电视，关心‘十四大’的人事安排，还说等他病好了，要把作协搞好。”

尽管雄心勃勃，此时的路遥已经陷入了多重困境。家族肝病在路遥去世后，肝病又夺去了父亲和两个弟弟王卫军和王天乐的生命。后来陕西省作协在贾平凹、陈忠实倡议下曾经为他的家人募款，最小的弟弟王天笑也患上肝硬化并出现轻度腹水，父母姐妹全都是一样的病。女儿路远长大后曾经在打官司时表示，父亲的文学成就并没有给家庭带来收入。这个情况到2003年以后才有所改观，人民文学出版社与路远重新签订了版税合同。他过世后留下万元的外债，曹谷溪记得，路遥曾经向朋友张晓光求助：“我实在穷得可怕，你认识那么多企业家，能不能帮我找一个经理厂长，我给人家写篇报告文学，给我挣几个钱。你知道，《平凡的世界》那点稿费，还不够我这几年抽烟的钱。茅盾文学奖的奖金除了应酬文学界的朋友，就是还债。我不怕你笑话，给女儿买钢琴，我还是借的钱。”张晓光问他写一篇报告文学要多少钱，路遥伸出五个手指：“5000吧！这是我第一次卖自己的名字给别人……”

1992年7月，女儿路远小学毕业去北京外婆家过暑假，路遥总被看到一个人在破藤椅上打瞌睡。当时作协给他分了新房子，他一边装修一边借住在一间五六平方米的小屋子里，身体糟糕透了。8月6日，他带了几件衣服、简单的洗漱用品和作协会员证坐火车到了延安。路遥病倒在延安宾馆，曹谷溪说，这是路遥第二次对他痛哭：“我这是传染病，如果送到西安传染病医院，那里离三兆火葬场最近，我一死，人家就把我拉去火化了……如果死在延安，你和高其国一定会钉一口棺材，把我埋在黄土山上（高其国是路遥在延安大学时的同班同学）”。路遥身后，曹谷溪四处奔走，直到最近还在参加青岛举办的纪念路遥的活动。“后来我做的很多事，都和这番话有关。”8月12日，路遥住进延安地区人民医院传染科18床，检查结果为，肝硬化腹水，伴有黄疸。延安宣传部认为必须要向作协通告病情，但路遥坚持保密。很快他被转回西安西京医院。他无比思念女儿，看到五弟在旁边，突然对海波说如果自己的人生听老人的话，早结婚生子，孩子也该大了。“更想念老人，父亲、母亲、奶奶和大爹、大妈。这些人虽然没文化，但在人生的总体把握上比我们强啊。”路遥越来越觉得自己写稿，和父亲种地没什么区别。他引用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的话：“……终于完成了。它可能不好，但是完成了。只要能完成，它也就是好的。”同样身体不好的贾平凹去医院最后一次看他，路遥说：“等出院了，你和我到陕北去，寻个山圪崂住下，咱一边放羊一边养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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