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亮和六便士》 生态批评解构

《月亮和六便士》（1919年）作为英国小说家威廉·萨默赛特·毛姆的代表作长篇小说，一般认为是以法国印象派画家保罗·高更的生平为素材，描述了一个原本平凡而中规中矩的伦敦证券经纪人思特里克兰德，突然着了艺术的魔，抛妻弃子，放弃了伦敦优越的生活，辗转至南太平洋塔希提岛，献身油画艺术，最终与其绝作一起销匿人世。小说中可见大量毛姆早年经历的影子，比如曾经不堪的童年、不幸的婚姻和不羁的性格，因此，也有很多研究认为《月亮和六便士》是毛姆的半自传体小说。

鲁枢元在其《生态文艺学》中指出，“现代人的精神生态是整个自然生态的一部分，任何存在的‘疏离化’、生活风格‘齐一化’都会造成精神生态的失衡”。毛姆出生在英国物质飞速发展的时期，人们过度沉湎物欲的满足时，却忽略了更高层次的精神生态平衡。主人公思特里克兰德深受着这样的折磨，探索着到底是要注意脚下的“六便士”，还是要终日仰慕“月亮”，是要苟且的现实，还是要“诗与远方”？毛姆用其高超的精神生态叙事空间解构终极的人生哲学命题与矛盾：日常和理想，艺术和世俗，平庸和天才，究竟要如何“放逐自我”，从而“救赎灵魂”？

法国叙事学家托罗多夫用“故事”和“话语”来指代作品的素材和讲述方式。杨深林教授曾指出，“生态文学要注重艺术形式的打磨与叙事艺术的提高”。因此，本文尝试从《月亮和六便士》中叙事的物理空间、社会空间和心理空间解构其生态主题，理解毛姆高超的生态叙事艺术。

物理空间：空间叙事中回归自然的“自我救赎”

《月亮和六便士》的故事设置是在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繁荣的伦敦，彼时英国经过工业大革命洗礼，物质文明空前发达，却也使人们得意忘形，忽略了自然和艺术对灵魂的召唤，违背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依附关系，更是远离天人合一的原始生态。海德格尔认为，身处某种社会关系当中是人赖以存在的精神基础，脱离群体和社会的存在必然是异化的。思特里克兰德虽然生活在富足的伦敦城市，妻儿美满，终日社交不断，却郁郁寡欢，始终是作为乏味而边缘的配角存在。为了这一无处安放的对艺术的渴求，他最终选择“自我放逐”， 就如他自己所说：“我必须画画儿，我由不了我自己。一个人要是跌进了水中，他游泳得好不好是无关紧要的，反正他得挣扎出去，不然就得淹死。”

在毛姆的空间叙事中，主人公为了追求这一份宁静，从热闹喧嚣的伦敦到异域巴黎郊区，再到南非的塔希提岛，“同飒飒的微风、同绽露嫩叶的树木、同波光变幻的流水息息相通”，逃离都市，回归自然。思特里克兰德醉心创作，摒弃名利，回归至简的物质要求，回归自然，回归内心的艺术追求，甚至最后要求妻子爱塔将其最终绝作化为灰烬，回归原点。

在毛姆的空间叙事中，唯有在远离人类文明的荒岛，方能使主人公内心平静。在散发着原始和野性的环境中实现“自我的救赎”；在自然的怀抱里寻求安慰、疗伤、治愈，并获得新生；在天人合一的至境，实现艺术的登堂入室，实现精神生态的自然平衡。

社会空间：精神生态叙事中的至简朴素婚姻观

美国社会生态学家默里·布克钦在《什么是社会生态学》中提出，几乎所有当代生态问题，都有深层次的社会问题根源。马克思也说过，生态问题实质上是社会问题。因此，要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首当其冲是社会问题的妥善解决，逐步消除人与人社会关系的异化、竞争和对抗。鲁枢元在《生态批评的空间》中认为，社会生态学主要涉及人与他人的关系，研究和探讨社会生活中的人与人的关系与冲突。

在作为半自传体的《月亮和六便士》中，毛姆通过一贯擅长的故事性与情节性叙事，描述了主人公与身边数位女性的关系与结局，刻画了思特里克兰德独特而至简朴素的婚姻观。为了学习绘画，思特里克兰德决然离开在伦敦17年的结发妻子，只身前往巴黎。在他看来，思特里克兰德太太经过“层层的文明矫饰”，“我已经照顾了她17年，从此一切与我无关了”。对他而言，过于爱慕虚荣的妻子，并不真正理解艺术，是艺术路上的绊脚石。在巴黎，他依然认为巴黎女人于他，并没有比伦敦妻子强多少，虚假的爱情和家庭的包袱必将影响他专注艺术的探索。最终，他选择了与塔希提岛上的土著女人爱塔终老，并死在她怀里，因为“我喜欢的模特儿就在眼前”。

在小说的主人公看来，附庸风雅、爱慕虚荣的伪文艺不是他需要的，世俗爱情与家庭也不是他要的，他要的唯有至简的物欲，至简的自然回归。也许，小说主人公的选择，就是毛姆人生观的投射。

心理空间：“局外人”叙事视角下的艺术道德重构

美国生态学者巴特生在《走向精神生态学》中将精神定义为“生命事物的系统现象特征，精神从来是物质现实的一部分”。当人类面对每况愈下的生态问题，不禁追本溯源，反思和规范自身，将目光投射到人类自身的精神状态。人类不仅是作为自然性的存在，更是精神性的存在。因此，精神生态平衡直接影响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

毛姆反对在小说中说教，提倡用小说的故事性与情节性愉悦读者。虽然从未在小说中明确说明“月亮和六便士”标题的意义所指，然而，小说通过“我”作为“局外人”的叙事视角，叙述了思特里克兰德离奇的一生，通过“我”对主人公的态度从“不解”到“好奇”，再到“钦佩”，以“反高潮式”的叙述，不言而喻地昭告其主题：人的一生，不仅仅要关注脚下的六便士，更要经常抬头仰望，看看月亮，想想“诗与远方”，生命才会纯粹而有意义。

叙事视角指叙述者或人物与叙事文中的事件相对应的位置或状态。美国小说理论家路伯克曾强调指出：“小说技巧中整个错综复杂的方法问题，我认为都要受观察点问题——叙述者所站位置对故事的关系问题——支配。”由此可以看出，小说中叙述视角的运用，对整部小说产生关键决定性的影响。亨利·詹姆斯在《小说的艺术》中指出：“我特别喜欢通过某个或多或少是公正超然的，某个未深深卷入的但明智而完全有兴趣的见证人或报道者，来处理我的主题，来观察我的故事。”他认为，叙事作品中叙事角度从主人公向旁观者的过渡表明了小说艺术向真实性又迈进了一步，不仅拉开了读者与主人公的距离，更增加了作品的层次感和客观性。

《月亮和六便士》中，毛姆没有选择以“我”作为第一视角进行叙述，适度参与并推进了主人公的行踪。情节安排上可进可退，是主人公故事的观察者、倾听者、仲裁者，通过“我”的行踪与旅行途中打听主人公的消息，或直接，或间接，多方位营造出拼叠蒙太奇的效果。随着故事情节的推进，“我”首先对主人公进行了道德制高点的鞭笞谴责，进而紧随着形踪发展穿插对艺术的评论，逐渐转变对思特里克兰德的看法与判断。最后，经过船长等人的描述，对其艺术成就与结局表示震撼与钦佩。在整个叙事中，毛姆巧妙提出作者对“新艺术道德”的构建，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

生态批评聚集的不仅仅是显性的自然生态问题，更为重要的，或许在于解决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的隐性问题，探寻最终的哲学“自我”与“真善美”的所在。毛姆通过其高超的“局外人”叙事视角，描述了一个无法与传统和谐，更无法与现实相融的人物形象，在现实世界中放逐“自我”，摒弃世俗物欲和道德规范，追求“月亮”、追逐灵魂与艺术“真美”的最终“救赎”。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当代美国本土裔作家文学归家范式研究” （18YJC752003）、福建师范大学协和学院科研项目（JTPX1807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协和学院外语系）返回搜狐，查看更多